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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

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

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

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

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

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

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

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

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

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

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

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

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

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

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

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

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

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

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

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

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

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

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

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