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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

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

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

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

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

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

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深谙谈判艺术的布热津斯基对这次访华，可谓作了充分准备，在对美中两国近10年的谈判记录作了潜心研究分析之后，精心设置了一套谈判计划。

他知道，在同邓小平或华国锋会面以前，他与中国外长的谈话，中方将会进行全面研究。

因此，他就在第一天与黄华外长会谈时，连翻译在内，用了三个半小时，“有意识地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很全面”

，清楚而充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

目的是想在战略问题上一旦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后，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讨论此事。

也就是说，“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

5月21日下午4时零5分至6时30分，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

邓小平是在布热津斯基刚刚参观了故宫博物馆后就进行这次会见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

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

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与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做文章。

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

邓说：”

你一定很累了。

‘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

’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

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

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他已经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与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都阅读了一遍。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和主张，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

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

我希望你没有觉得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容易理解的。”

紧接着，布热津斯基“便一头栽入”

他在与黄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

布热津斯基说：“总统要我转告你，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作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布热津斯基头一天和黄华的会谈中，并没有具体涉及到这一实质性问题。

于是，邓小平说：“阁下，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