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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

有几次还

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

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

提到这些情况。

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

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

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

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

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

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

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

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

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

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

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

有奖金和特别费。

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

除直属

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

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

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

奖金。

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

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

〃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

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

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

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

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

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

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

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

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

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

可是

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