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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
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
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
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
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
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
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
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
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
大旱之后,又遇蝗灾。
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水旱蝗汤”
,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
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
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
他严肃地看着我。
我心里也有些发毛。
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
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
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
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
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
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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