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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得有良心。

我铁心了，昂起头说，知青都走光了，也用不着我这个典型了。

至于绍文，只要放我走，我立即和他结婚。

唉，既然铁心要走。

干嘛还要套上这个枷锁呢？结婚与进厂，这总让人觉得有等价交换的商人味儿。

不过，那时我的确是从良心的角度嫁给绍文的。

我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强加给我的婚姻会像十字架一样压在我的身上。

结婚后，我在矿上工作，绍文仍然在家种地。

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

我在婆家休完产假便拖着虚弱的身子将孩子抱到矿上上班。

在矿上，我又忙工作又忙孩子，吃不好睡不好，不知昏倒过多少次。

每当夜深，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孤独。

我真希望绍文来帮我。

可他真来矿上，不用说没工作，就是粮食也没地方供给。

孩子三岁时，绍文来了，是带着病来的。

他得了肝炎，脸色黄得吓人。

我立即将他送到医院，他没有工作，更没有公费医疗，一个月过去，花尽了我几年的积蓄。

绍文不敢再在医院住下去，偷偷跑回我的宿舍。

我拉他回医院，他苦求我答应他在家养，怎么养？肝炎要吃好的补品，可我一日百十元钱工资除去吃、穿，再为绍文看病，买高价粮，还能有多少钱为他买营养品？整整三年我没吃过一口肉一个鸡蛋。

每星期买一点点肉算是改善伙食，我只能看着绍文和孩子吃。

这些年我们全家没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那宝贝孩子最喜欢的两件衣服竟是同志的孩子穿小了送给她的。

绍文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也常落泪。

他说他后悔当初和我结婚，把我坑了。

我决心彻底解决绍文的问题。

我先找矿上请他们解决一下绍文户口问题，或给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

矿上说我工龄不够，要二十五年才行。

没有户口，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有那么多待业青年还没工作呢。

我只好回到插队的县，找那位让我和农民结婚的领导。

这位领导离休了，他承认当年办了件愚事，可又说那是极左路线逼的，县里不找个和农民结婚的知青典型，上级追究下来吃不消。

现在他没权了，只能帮我写个条，找找现时当政的县太爷。

那位县长我认识，是过去的县委秘书。

他见条后，让我等几天，他去找有关部门商量一下再告我结果。

结果呢？三天后，他苦涩着脸告我，有关部门翻过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均没有能给绍文转成城镇户口的条文，这事无法办了。

听后，我真想扇这县长一嘴巴。

没有任何人来承担造成这场悲剧的责任，难道只让我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吗？

尽管因为篇幅的限制，笔者对原始采访记录整理压缩得只剩下经络骨骼，但在撰写时，依然泪盈稿纸。

不用再评述，我相信读者已做出公正的裁决。

借用郝秀芝的话做为此章的结尾吧：“痛苦我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忍受的是找不到造成这场痛苦的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