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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身价十倍。

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

然其间之黜陟，亦系乎个人之爱憎，且亦有行贿而得者”

。

通过选举来认可妓女成就的选择过程涉及大量的权谋，成功与否要看妓女有没有本事调动起冶游客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网络。

太拙劣地推销自己的妓女会受到尖刻的挖苦嘲笑。

金巧林交给报社一份自我推荐，用文言文写成，一个评家在报上说，奇怪啊，目不识丁的妓女怎能写出如此有学问的文章？虽然妓女很起劲地争上花榜，不过也有人抱怨说上了榜也未必都是好事。

花榜题名后，一大群人来道贺，人人都盼着得红包。

1919年有个妓女放弃了头衔，就因她“妈妈”

讲话难听，总抱怨开销太大吃不消。

　　上海最早的妓女花榜由文人作家个人出面组织，167他们同报纸、出版社关系很深，推举结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内公布。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新创办的小报（“蚊虫报”

）开始设花榜搞评选。

李伯元的《游戏报》自1897年起，每年举行四次选举。

首届选举大受关注，报纸的发行量激增，头一轮卖出5　000份，加印后又卖了3　000份，因此别的报纸效法此行亦属必然。

在20世纪头10年中，举办过选名妓活动的报纸有《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

那时很多文章都哀叹说，现在学样搞花榜的要妓女交钱才让上榜，真是让花榜降格，有失体统。

1909年以前，名妓选举从模仿科举制变成了虚设的空架子，1905年科举废止，花榜却还照样授予状元等等的老头衔。

　　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上层人士对清廷之无能、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之不力，已越来越感失望。

文人素来好以官吏比作妓女，议论花榜时亦不免透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有几个作家写道，宫廷臣子“资敌媚敌、纳款献诚”

，竟仍享受高官厚禄；因喟叹道，时下连士大夫都如此失德，还怎能责怪“至卑至贱一弱女子”

，说妓女不事一主呢？　　1910年至1917年间娼妓界没有举行选举。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已成立，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

1917年重开花榜，主办者更新了头衔，不再沿用科举时代的称谓，而给优胜的妓女封军政职务头衔，如大总统、总理、都督、法官、参政、才、艺、品、貌部总长次长、司令、特区司令、政长、督军、顾问等等。

乍看这些选举似乎只是昔日辉煌的回光返照，是在新文化作家们猛烈抨击士大夫文化方方面面的时期，从遥远处传来的一声回响。

然而，有些观察新式选举仪式的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使用政治词汇是一种曲笔，用意在于拐弯抹角地批评政府的软弱无能。

1681917年，《中华新报》的评论员甚至指出，选举的组织者策划让雉妓（即“野鸡”

）以“在野党”

的名义参选（“在野党”

和“野鸡”

共用一个“野”

字），恐怕是暗地里表示支持国内的非执政党派吧。

评论者又挖苦说，妓女也叫大总统倒是有利于破除中国僵化的等级制度，建立更灵活的西洋式社会制度，是应该视为社会进步的。

　　民国时期的妓界选举论规模比帝制时代大得多。

例如，1917年岁末，新世界游艺场举行公开的选举大会，参加者要购买选票，凭票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