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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引出的教训是，除了自家人谁也不能相信。

而由此又引出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千万不能与自己所熟悉的社群断了联系，女人和她们的亲戚绝不能相信她们周围的陌生人。

　　继拐骗者之后，人贩子中的第二类就是运送被拐妇女的那些人。

他们或把从上海拐来的女人变卖到外省去⑨，或者自己到灾区去买进一些男男女女，然后再把他们转卖到城里去当妓女、女佣或给人家收养。

1940年一外国人的回忆录中对这一行当有如下的描述：　　这些人被贩卖时年龄很小，非常便宜；在水灾或饥荒地区，人贩子花三五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个。

要是运气好，他们一转手能把那些挑选出来的在上海再卖个千儿八百。

这些孩子13岁的时候就会与某个讨妓院欢心的中国顾主过上她们的第一夜。

　　与这些孩童和未婚姑娘一样，已婚妇女也常常是这些拐骗者的捕获目标。

被卖的妇女径直被称作“条子”

，而小孩则被叫做“石头”

。

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中国反拐骗救济会的档案材料中，就有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这两方面的记录。

档案中记载的有些妇女家就在上海，因独自外出或和朋友一起外出而失踪；有的从外地来上海当佣人，结果被拐卖。

档案中记录的案例都是在上海被拐骗，然后被卖到奉天、天津、福州和烟台；还有一例是绍兴的一个妇女被卖到上海当妓女。

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个被拐女子的父亲写给反拐骗救济会的，信中传达了这种拐骗所造成的痛苦和混乱：　　窃云标，原籍上虞，在汉口生成里公济和楼上开设成衣店营业，有女乳名五毛，书名小花，随眷在汉，现年十五岁，平日本来进出自由，略无拘束，以致去年四月四日被人诱拐，四处托人侦查登报招寻，迄无下落。

前日忽得上海寄来一信，信面标明由福州赵寄，185盖有东兴轮船戳记。

拆阅，竟系小女之信，略称被拐匪骗卖在福州南台地当街贵宝堂充当妓女，日日吃苦如坐牢狱，恳设法救出火坑等云。

云标一见之下痛不欲生，想小女年幼无知，遭人诱拐，甚至倚门卖笑，其间苦况一想可知。

但以东西遥隔，前往救援人地生疏，恐受棍徒串诈，只有恳请设法救济。

　　与档案馆保存的其他案例一样，此案讲述了一个家庭被陌生人强行破坏、继而又想方设法通过反拐骗总会恢复了家庭亲人间联系的故事。

　　在某些案例中，人贩子是一些土匪或强盗，可在许多情况下，拐卖者却往往是这家人的朋友，档案记录中还有两个案例，拐骗人是夫妻结伙。

在绑票和拐卖活动中，女人往往更胜一筹，因为她们更容易接近女人和小孩，行骗更容易。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项社会调查发现，的在押女犯——其中许多人都在50岁以上——是因绑架罪而判刑。

但有两条证据说明，男人和女人一样，也从事此项活动：　人贩子通常又被称作“父兄”

，这说明男性也牵涉其中；而关于此行当的描述提到，许多妓女在她们被买来后到再被卖到妓院前都被人贩子强奸过。

在有些时候，被拐女人显然是听了拐骗者的甜言蜜语而走的，只是到后来才知道她们将被变卖。

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妇女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强行拉走的，如一位姓萧的已婚妇女，她就是1929年那年在苏北老家独自在河边洗衣服时被人拖走的。

这两类故事都说明，对于没有陪伴的女性来说，无论她是傻乎乎的轻信者也好，还是勤勉的家庭妇女也好，这个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

　　从有关人口买卖的材料看，把妇女从一地变卖到另一地的转运机制并不太清楚。

有一个报告指出，为防止追查，人贩子拖着被拐来的“票”

不住客店，他们和被拐来的人都藏在剃头店、糕饼店或职业介绍所里。

外国人的报告断言，人贩子有严密复杂的关系网、中间接头点和藏身地，但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都说“青帮”

也参与了上海的娼妓业，帮会很可能为转运妇女提供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关系网，186但这一点也未见详细的记录。

经常有新闻报道说，某个妇女被多次转卖，转卖一次就换一个城市，有时她的身份还不断变化，从女佣或帮工变成妓女，从养女变成儿媳妇。

这说明，人口买卖活动向来和与其相衔接或重叠的妇女劳动力市场——充当工厂工人、家庭帮工、婚配和卖淫——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情况，然而，人口买卖活动这套安排布置之隐秘不宣，则使得这些故事愈加可怖；读者所看到的是人突然就消失了，你根本没法解释，而且往往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