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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第八章　法律与混乱（九）

日常管理　　在整个民国时代，妓女与老鸨的争端一般都是以法庭诉讼、新闻报道以及革新派的文字形式公诸世，它们都把妓女描写成受害者。

而街头拉客妓女的活动与上海当局逐步采取的管理措施之间的冲突，又形成了另一条文字通道，一条把妓女描写成产生危险和混乱的文字通道——尽管妓女们的活动是老鸨们强迫的。

然而，有关老鸨和妓女日常生活的报道所占的篇幅，则比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项，甚至比两项相加的总和还要大。

民国法律和社会通行准则都不对老鸨和妓女加以非难，即使她们的某些行为受到指责或被认为有罪，也不把她们择出视为另类。

妓女的身影出现在争取自由的戏剧性诉讼中，出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出现在整肃城市秩序的运动中，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老鸨和妓女们其实仍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过着她们自己的日子。

妓院与其他公用事业的用户一样，也会因为拨弄电表偷电而被抓住。

因客人在房间里抽烟或因烧纸钱讨好财神乞求生意兴隆，结果酿成火灾，则她们也会被罚款。

妓女和妓院女佣也经常到捕房报案，说她们的首饰和衣物被人偷了。

妓女也有因殴打女佣、借女佣的钱不还或因没有给自己的宠物狗买执照等而被指控的。

与上海棚户区的其他居民一样，碰上锅炉爆炸、房屋倒塌一类的灾祸，她们的名字也会上受灾者的名单；她们的亲属也会加入到诉讼中，参与决定这些死亡事故的责任问题。

当她们积攒了一定的私房钱自己却死了，她们仍会出现在亲属们为分她们的财产而打官司的庭审报道中。

总之，妓女们并不总是被描写成有罪的，也不总是被描写成需要救援的对象。

所谓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险的妓女，是一种非常强大、然而说到底却又非常贫乏无力的文字表述形式。

法律话语和改革派话语就在力求管理她们和援救她们的时候，构造出了这样两种形象。

但实际情况是，妓女总是越出某一种或多种试图再现她的话语或话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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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性病（一）

在指南书和警方记录文字中，妓女被斥责为法律和秩序的颠覆力量，她们从男人的腰包里掏钱，并让他们显示城市大男人能耐的种种努力告吹。

而在有关性传播疾病（花柳病，性病）①的讨论中，她们甚至变得更加邪恶。

性病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许多相互交叉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

欧美国家在上海等城市中的代表机构，都设法使他们的国民避免在“肮脏的”

中国人口环境中受到卫生方面的威胁。

教会医院中的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也一道致力于确立西医的权威和体制，并对中国的传统医学竭尽打压之能事，使之不得抬头。

指南书上就有这样的告诫，要人们在危险的城市活动和交往中注意防范，不要得病。

中国形形色色的革新派作家——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都把花柳病视为对于中华“民族”

和对妇女的一种威胁。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妓女被描述为引发这种疾病的最致命的渠道。

但是，这一渠道所指的方向却因讨论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花柳病作为一种征兆，它所反映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第九章　性病（二）

殖民权威和体检问题　　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文书中就已经有对于性病的警告，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信息资源中这样的警告已很常见，它是殖民主义总体关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对于被管辖地区和民众所谓的“文化卫生状况”

的关注。

爱德华·亨德森是1870年至1898年期间派驻上海的医务卫生官员和警医②，他承认，性病或许并不始于中国妓女，而是与上海这样一个“繁忙的商埠”

的地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