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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

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

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并不鄙视他们。

他们其中不乏极富才华的人，也不乏我的好友。

他们之所以有时不得不像“二丑”

，是因为他们生存环境控制极严，言论空间极小，说真话的成本极高。

但只要他们不卖友求荣，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只要他们不损害他人，他们的小心保护自己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

他们有沉默的权力，有自保的权力。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的心中也并非没有良知和正义的火焰，只是有待点燃罢了。

况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我这样的“大声喧哗”

，就像不能要求我都像他们那样“沉默是金”

；我不说你懦夫，你也别说我愤青，相互尊重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否则思想文化的生态也会失去平衡，也很不正常。

吴怀尧：幽默是一种境界和力量，您的文章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您觉得自己幽默吗？

沙叶新：自认为幽默是很不幽默的一件事情。

佐临先生跟我讲：哪有自己讲自己幽默的呢？什么是幽默？幽默是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不仅洞察事物本质的矛盾，并且能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的一种才智。

幽默的人有一种豁达的、开朗的情怀。

要真正做到幽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

我只能说我有点俏皮或者调皮。

幽默这个级别，我还达不到。

吴怀尧：对中国历史上特殊年代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红灯记》，您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记忆，在一篇文章中对其着墨甚多，能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沙叶新：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

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

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

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的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

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已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的激动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

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

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

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真实的。

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

这和以后在文革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虹§桥§书§吧§。

第22节：中国话剧市场为何衰落（4）

《红灯记》尽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本身自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是令人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