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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2、最为后世诟病的佞佛之举

佛教大约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史书上便有关于东汉第二代皇帝明帝梦见金人（佛）的记载，尽管不足采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直到魏晋以来，佛教才以其独特教义的吸引力（玄学、思辩色彩）受到上流社会的垂青，再加之当时分裂割据的动荡政局、儒学主导地位的动摇，人民生活的困苦无助，他们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也便得以在下层社会中传播开来。

比如北魏的那些有名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

都是这方面物质的证明。

东晋以后，上层阶级心灵的空虚也是他们热衷于佛教的一大因由，在南朝帝王和高门华胄中就有不少奉佛者，比如前面提到的宋文帝与竟陵王萧子良。

萧衍本来是倾心道家的，但他耳濡目染，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极为自然，他的信仰也可以理解为真实的。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深知儒学的影响其实主要限于某些士人，而且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还往往不能付诸实践；因此，于自己的巩固统治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似乎更见效用。

所以他推崇佛教，其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是不难想见的。

萧衍直打奉佛以后，便在国内大兴土木，建造皇基、同泰、光宅、大爱敬等寺院，“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

，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而此时便是南朝寺院营造的登峰造极之时。

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萧衍于华林园亲受菩萨戒。

从此以后，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萨，所以人们称他“皇帝菩萨”

。

尤其，在同泰寺和阿育王寺，他还曾亲自七次讲经、十二次召开佛法大会，讲解《大般若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字三慧经》等。

更过火的是，他还分别于大通元年三月（后“还宫，赦天下”

）、中大通元年九月（后“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

）、太清元年三月（后“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

，又大赦天下），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意欲放弃自己世俗的生活。

有人怀疑他这是一种政治做秀，其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集资行为，因为奉佛建寺等开销至巨，而那些公卿们平常又都是一毛不拔的主，萧衍只好出此下策。

不过，若萧衍果真是像顺治那般了断尘俗，那或许也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伟大”

、境界有多么超凡，只能说他是中国帝王中的一个异类罢了。

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一个局外之人所能看得清的。

只是客观的效果却是，正像南唐后主李煜崇佛一样，萧衍崇佛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后人便贬之为“佞佛”

之举。

萧衍佞佛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

首先说它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国家还要供养那么多闲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因此被大为消弱，国本被严重动摇。

另一方面，整个国家上下竞相仿效皇帝，风化为之大变，而崇佛也成了富贵的捷径；只一味慈悲为怀，再加之大赦等所导致法制败坏、纲纪废弛，以至令那些不法之徒有恃无恐，连军队也丧失战斗力，将官们无所忌惮，望风而逃。

适得其反，萧衍不幸地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梁武帝幻想通过对罪人之慈悲宽宥、‘为善’积福、大赦天下等行为而使罪人反观内省，自觉向善，消除现实社会的战乱和纷争，但却没有想到过分的强调仁德和慈悲而使法制形同虚设。”

（《圆融二谛》）

另外，佞佛也助长了上流社会的空谈玄佛之风，而正是由于“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

，所以令著名隐士、“山中宰相”

陶弘景清醒地预言到南梁将步晋代空谈亡国的后尘。

另一方面，佛教也腐蚀、摧残了中国固有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而当侯景做乱时，南梁大多数官员望风而逃就是明证，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议论道：“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