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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善后委员会控制了紫禁城及城里的所有物品。

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玺重要的象征意义，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个御玺全部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放回以前的地方，并加封上锁。

同一天里，善后委员会的其他13名成员也被任命，8个代表国民政府，5个代表满族皇室。

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部就职，两天以后，委员会决议对宫廷物品进行点查，编制一份完备的清单。

尽管逊清皇室的5个代表拒绝参加，善后委员会还是就有关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于1924年11月24日开始进行点查工作。

李煜瀛让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负责重要的古物馆，以便帮自己分担对宫廷珍宝负有的重大责任。

中国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易培基作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初次为人所知。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灭，便去了日本，成为当时很多留洋人员中的一个。

回国后，易培基致力于现代化教育。

因为卷入了一场把本地军阀赶出湖南的运动，易培基被迫从他的家乡长沙逃走。

他来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顾问。

1923年孙中山委派易培基为他常驻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务是和西方国家谈判收回庚子赔款。

1924年年末，几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被吸收进来协助编制宫廷物品目录的工作。

这几名学生中就有那志良和庄严，从这次点查工作起，那志良和庄严就开始了在故宫终其一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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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4）

◎　点查藏品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分国有和私有财产。

“国有”

最初被定义为历史遗物，“私有”

则指日常生活用品。

至少在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编目成员认为具有历史价值。

庄严回忆了编目的过程，一个人负责记录，一个人负责鉴别，另一个人给每件物品编号，第四个人贴标签。

这样的四人工作组里面，只有做鉴定和贴标签的人被允许触摸这些物品。

现场还有一位摄影师随时对不寻常的物件拍照。

没有人可以单独留在宫里；工作组离开要随时上锁；只有特定的时间工作组成员才能出宫；所有的行李都要经过检查。

这些防范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后制定的，当时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监中间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重要书法作品，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规定。

编目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数字目录体系，以文物所藏位置为主要基础。

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种类和年代进行了归类。

最后，被编进目录的大约有9000多件书画作品或碑帖、一万多件宋清之间的瓷器、5000多面青铜镜、700多件其他青铜器、1600多个印章以及不可胜数的玉器和成千上万的小艺术品、挂毯、景德镇瓷器等。

进行编目的最初几个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间的冬天，易培基冒着严寒每天都待在宫里。

烧着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减缓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砚里结了冰，毛笔又僵又硬，工作人员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

为了保护脚，那志良穿上了厚袜子。

要买更多的炭烧火盆，还要给年轻的学生和卫兵支付工资，这些都需要钱，可是政府不愿意付这笔曾经承诺过的款子。

1925年4月，宫里发现了巨大的储藏室，易培基让人卖掉了其中的一些储藏品，为进行中的博物馆工作提供资金。

卖掉的东西包括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和衣服，这些都是对博物馆收藏来说不太重要的种类。

但是，卖这些东西得到的钱也仅够支付第一年的炭钱和工资。

尽管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还是充满了兴奋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