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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1页）

《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小说，堪称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试验。

它展示了一

组描述优美的细工镶嵌的人物群像，它们全都松散地联系着，为丁玲所熟悉

的农村现场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

在小说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绍了“正

面的男主人公”

模范共产党干部章品，他从彼岸渡河而来，巧妙地使农民协

会的机制逐渐运转起来，最后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达到了顶点。

显而易见，丁

玲打算把她的新长篇写成一部纪录体小说，一种在战争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

学体裁。

这部小说还打算按照苏联的样子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集

体地”

和“积极地”

围绕现实，使预计的效果会像毛宣称的那样，“比普通

的实际生活”

，“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

然而这部小说的

弱点，也恰恰从遵循毛泽东主义的公式中产生。

她对农民角色的刻画显示了

某种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对党的干部的处理就显得平淡。

而将近结

尾处的那个有寓意的群众大会，少有地缺乏涤荡心灵的力量。

恰恰是小说较

为“现实主义的”

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读者的注意

力。

丁玲小说中相对的优缺点，反映出作为延安讲话的一个结果，创作的定

义本身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

对延安遗产的切中要害的总结中，给予高度评价的“想象力，美学感受以及

创造性的智力活动”

①——从毛泽东主义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决定意义

了。

因为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

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