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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因而，今天来看，即便是司马迁所著的伟大《史记》，也只有在这个称之为中华的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一条自转轴线上来记述了。

这条自转的历史与文化轴线，对于世界而言，有着近二千年的神秘感，即便是到了今天，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仍然可能会停留于人类历史的空白或某一个历史节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公平，而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很可能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因此，要彻底了解中国，这部《史记》则不得不看，而要看明白中国的《史记》，这本《华文漫史》也就有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的可能。

我则是为这一可能而工作的。

比较凑巧的是，就在昨天，北京开幕了中国文代会，国家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先进文化时代揭幕的演讲，他指出：一切有理想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投身到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中，开创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新局面。

在这里，可以想象到：一个文化推动中国以及影响世界的时代来临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与《华文漫史》相伴而生…这是我在更早时候所预言的（在我开始谈论中华文化历史之际，一个新中华文化的历史也恰恰开端，我不知道这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历史与命运的暗合）。

感谢太史公在人类纪元刚拟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誊清了这份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的卷子，要将浩繁同时缈远的历史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司马迁本人就亲身遭遇了这种不确定性）描摩出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迄今为止，我们尚不得而知有多少人在中国故宫里以及各地的文化部门做着类似的工作，在全球，这种工作则需要更多的人来做。

司马迁开始这项工作时，也是一个大汉帝国的国家昌盛时期，而在之前，他就已随着父亲司马谈（朝廷前任掌管文书星历的太史令）和汉武帝巡游了中国的绝大部份地区（司马迁三十岁时担任了郎中一职），他是一个细心而且耐心的学者，游历中他尽可能实地考察了一百多年前的诸侯列国和那些国家各自不同的民风，更向前考察了春秋大思想家们的出生地并打听他们的轶事直至寻访黄帝的踪迹和尧舜禹帝的历史身影，在汨罗江畔，这位虔诚的历史学家也凭吊了那位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屈原，并情不自禁流下英雄相惜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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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司马迁（3）

在这部宏篇巨著编写之际，司马迁对这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浩大工程也突然有过那么一丝犹豫。

为此，他对于此书是否由他来著写以及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来著写，是思考了颇长的时间。

在《史记》的作者自序中，司马迁就流露了出来，不过，我想他还是获得了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的来由，也由他自己在自序中道了出来：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这就是司马迁找到的最大理由：使命般的力量（或者是天命）。

这是他父亲给他的遗愿以及那么一个冥冥之中由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一个巨大力量，而且，每五百年这种力量就会在人类中显示一次。

看来，司马迁相信了这一力量，他后来的一生中，所用的便是这种力量，使他超越了常人，也超越了他所著写的历史。

似乎，自从司马迁获得了这一力量之后，人类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人超越了他。

这种力量之大，足以将一个平凡人从平凡之中甚至是难以言状的困厄中超脱而成为泰山之重，从而将一切藐视。

自司马迁出，中国可以不再言历史，这样的话，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的。

我相信命运就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这样的安排，然而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凡人而言，又是如此残酷，以致使这个人在当世之际可能会痛不欲生。

上帝耶和华为了让摩西成为仆人，一次又一次地考验他，每一次，都没有不是命运攸关，而摩西，仍然是义无反顾地遵照了命运主人的意志，而在更早的古印度，佛佗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而得以涅槃，难道这些都是巧合么？抑或是天然存在着人类与自然宇宙之间的更大道理？或者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自然宇宙的意志，他们仅仅只是来到人间作出某种力量存在的证明？今天的人们，是否相信或者思考到这些？或者，今天的人们会有太多的琐事使他们无法触及到这些吧。

那么，这本《华文漫史》或许会有对那些心有灵犀的人们一些启发。

司马迁在他四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因为涉及了一件叛国案（准确的说是他为那位叛国的将军说了一些公道话）而被处以了一种称之为宫刑的刑罚，这种刑罚就是将一个男子的生殖部份切除掉以成为宫廷中的宦官之类，这种刑罚之后，男子会因为失去雄性激素而趋向女性化，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畸变。

即使是在今天，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被称之为“人妖”

的变性职业，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妖”

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产生的。

而在2000年前，一个正常的男子，一个史学家，因为一场官司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几乎不能想象的。

然而司马迁就是这种难以想象的结果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