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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训练的文探，擅长从字里行间找微言大义，看破或曰猜出“风迟”

的署名系“讽刺”

的谐音。

她很可能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首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很好的短故事诗，有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的遗风，才将其选用。

说到此诗的刊出，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即“当天副刊编好后，发现遗下一小块空白，而这一小篇短诗正好补上空白的位置，于是才临时从编辑台抽屉里拿出来补发的”

7。

林海音“常常夜半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吗，错字改了吗”

8，这种谨小慎微的作风，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总统”

内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

正因为相信她的“纯洁”

，过去又未有过“通匪”

的前科，且是文坛有极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当局才会让她“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

9了事。

要是换了别人，正如临危受命接手她编副刊的马各所说，一定会和作者风迟（王凤池）一样被交付台北县生教所“感化”

：坐上三年又五个月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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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3）

突破意识形态藩篱宣传大陆文人

作为“匪谍事件”

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离开《联合报》副刊后，觉得有加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监控的媒体供职，而另外创办由自己当老板的文学杂志。

这时她已十分厌倦政治权力的斗争，对官方设置的创作禁区，也甚不以为然。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顶一顶”

（痖弦语），连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稿件也敢刊用。

像王拓刚步入文坛写的《吊人树》，因内容敏感被许多报刊拒之门外。

可当他把这篇屡试不中的稿件给《纯文学》时，林海音却抛开政治因素，从审美的角度肯定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便决定录用。

当然，林海音也讲究策略和斗争艺术。

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让步，诸如删去《吊人树》个别招人注意的“外省”

而非“外乡”

的对话，以便保护作者，同时也保护声誉甚高、招牌甚硬、规矩甚严、处事甚公的《纯文学》这块净土，不再让政治家借口入侵。

正因为在检肃“匪谍”

条例、“戡乱整治”

条例满天飞的年代里，林海音采取超然的立场，所以她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

尤其在绝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

专栏。

这里讲的“近代”

，不是大陆通常所说的乾嘉时期，而是指从1919年起的五四时代。

这个专栏共介绍了庐隐、周作人、凌叔华、郁达夫、俞平伯、朱湘、鲁彦、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罗淑、戴望舒、许地山、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

介绍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许地山等人，保险系数大，但评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风险。

尽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选的均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还是大陆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但介绍他们在当时仍属犯规，弄不好会被人冠之于罪名。

可受五四新文学熏陶过的林海音顾不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