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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于律己重声誉（第1页）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

，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

。

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

，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

做地方官则不然。

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

，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

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

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

，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

。

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

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

，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

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

，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

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

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

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