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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戒自傲言多必失（第1页）

曾国藩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人生之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高兴的。

但骄傲是给别人的，不能留给自己。

亲朋好友中哪一个都可以为你的行为成果感到骄傲，但唯独自己，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

傲气一生，势久便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

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傲为其一。

骄傲自满使人迷糊，难以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

以至于当挑战到来时，制订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他曾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端败家丧生。

余生干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育，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

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

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曾国藩戒骄戒傲的思想几乎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但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不要争这个功劳，说：“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

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

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

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

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由此，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

。

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

守功夫实在了得。

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

，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正是因为他善于从“名利两淡”

的“淡”

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