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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政制之引题（第2页）

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

。

由于可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所谓的“君主立宪制”

在《新宋》及《明》中设想的政制度也没有现实的基础，虽然我与许多人一样爱看这两本书。

黄仁宇说过，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却一直没有缩小。

秦汉中央集权之后，官僚集团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这是拙作《山河英雄志》当前的努力方向，却颇为众多读者诟病），但在民间社会，却凭借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

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

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中央集权、君主集权横行天下的时候，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程度一直相当的高。

中国封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模式：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颇有三权分立的意味。

然而两千年的封建时期，皇权一直无法对两种权力进行有限的扩张。

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是宋明资本萌芽的一大阻力。

因为“家父权”

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往往以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以公民的身分，自然没有家族成员财产私有化一说。

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被“家族审判”

所限制着，而无法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

皇权虽然在国家事务上拥有无上的权威，却进入不了私人事务的领域，所以无法形成“私法”

。

虽然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是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君主立宪制”

到了后期常常以“虚君议会制”

的形式出现，然而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

中国封建时期，君权一直光辉夺目，所以相对于君权的“相权”

却不得不议。

董仲舒言“君臣离合”

，君王取法于”

天”

，人臣取法于”

地”

。

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

、“藏其形”

，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

，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

，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