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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墨西哥1970（第2页）

仅在1964年一年里巴西的物价就翻了一番，巴西国民对此怒不可遏。

与此同时，时代潮流也掺了一脚，令我们的境况更加复杂。

我们已经进入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片嘈杂——抗议、罢工、革命、自由*……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巴西的穷人纷纷离开农田和小镇，进入大城市里，却只能在里约、桑托斯这种地方的山上或河堤等地方的贫民窟里落脚。

年轻人希望更加自由，也渴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分得一杯羹。

这些要求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件难题。

但儒塞利诺的继任者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些挑战：有个总统仅上任8个月就辞职，喝得大醉坐船去了欧洲，把烂摊子扔给了副总统若昂·古拉特。

1962年我们在巴西利亚为夺得当年世界杯庆贺时，我曾经见过若昂·古拉特，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任命一些*者担任顾问，又说要将巴西城市里的土地为穷人重新分配。

这些想法损害了巴西精英阶层的利益，1964年军方发动政变，巴西再次进入军事独裁时期。

我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在这些政局变幻中，足球是不能幸免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正当我们为1966年世界杯做准备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军方政府的巨大压力——他们想用足球来掩盖社会的骚乱。

军人们非常明白，在巴西，足球的凝聚力是无与伦比的。

他们觉得，第三次夺冠能让巴西的生活重回“正轨”

，甚至能将巴西带回更单纯、更轻松的50年代。

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是不是好像把所有问题都怪在了政客们的头上？是的，球场上踢球的是球员，比赛的输赢跟政客们无关。

但这一年国家队管理层的有些决定太过匪夷所思，只能用60年代中期癫狂的政局影响来解释。

比如说，这一年的国家队试训，并不是按照惯例招入22或28名球员，而是招了44个人！

这简直是荒唐透顶。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将我们分成了4个队，每队11人，然后将4支队伍分派到全国各个城市、乡镇上去“训练”

，既有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这样的大都市，又有特雷斯里奥斯、卡尚布、特雷索波利斯这样的小镇。

分队训练，每隔几天就换一个训练地，这对备战世界杯绝无益处。

但这不是关键。

我们所谓的“训练”

，其实是去娱乐大众，去凝聚人心，去给当地政客做救兵，让民众暂时遗忘国家的种种问题。

我们其实就是“面包和马戏”

。

与这些杂耍相匹配的，国家队的官员们——又一次，他们关注的是向世界展示巴西足球的笑脸，而非让我们好好备战——安排了一系列令人应接不暇的热身赛——西班牙、苏格兰、瑞典……这些比赛地区的气候各有不同，还需要长时间奔波。

所以，就在国家队准备前往欧洲参加世界杯时，我们连一个球队都没有组建起来，只是一群胡乱拉扯起来的散兵游勇。

当然，有些上届世界杯的老球员依然在列：加林查、吉尔马、德扎马·桑托斯，但瑞典世界杯已经过去8年了，大家都老了，早就过了巅峰期。

即便把球员们集合起来了，教练也没能决定首发名单。

因为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一起踢过两场球，有时候队里会一下子更换五六名甚至七名首发队员，这在球队备战方面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世界杯而言尤其如此。

在热身赛中，我们堪堪与苏格兰踢成了1:1平。

我想，那时大家的心里都慌了。

照这样踢下去，温布利球场、女王颁发奖杯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场比赛结束后，很多球员都有了意见，伴着很大的愤怒。

球队里的几个老队员——尼尔顿·桑托斯、济托、队长贝里尼——找到球队管理层，说需要把大家叫到一起把问题讲清楚。

他们同意了。

但这次会议却是一场单方面的发言。

不论是在巴西还是在别的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任何当权者都认为他们的意见才是真理。

球队管理层和上级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尽管这是一次全队会议，但说话的只有管理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