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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自序：悲剧性的错误

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辛酸的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之所以还有重述的必要，缘于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每个历史片段中，都包含着某种悲剧性的错误。

这些错误往往被气势恢弘的悲情故事所淹没，历来不为人重视，只有时过境迁，我们在各种尘封的史料中穿行，以抽丝剥茧的耐心，像观察一件生物标本那样，重新打量那段往事时，才会意识到，一些蛰伏已久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大历史，从来都是由小事件构成。

本书就是一本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事件的书。

它由一系列鸡毛蒜皮的情节构成，试图以一种更加精细的手法，使我们观察到事物内部的联系——那些齿轮与杠杆究竟是怎样联动，并最终推动一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而一粒砂子，怎样在不经意间，使所有的老谋深算化为泡影。

这不是一本理论性的书，无意于探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出版本书的目的，只是唤起我们对这些悲剧性错误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比那些悲剧的结局更加重要。

如果把古代中国比喻为一台结构完整、配置精密的机器，那么外力的介入，使整台机器的力学关系发生了变化。

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悲剧性变化，归因于中国史不再仅仅是一部中国史，而呈现为一部国际关系史。

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孤芳自赏。

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内调整步伐的历史。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史的许多关键点上，中国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被动——郑和下西洋以和平的方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即使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大清王国的海上力量也曾雄霸亚洲，而“九一八事变”

之前，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也远胜于日本关东军，日军是以一种赌博的心态挑起事变的，最后的结局，却是日本军人中了头彩。

所有的优势条件，都没有给中国最终带来好运，我们可以把一盘好局下成惨不忍睹的残局，这令我们对这个臭棋手刮目相看。

这表明我们这个曾经为之自豪的国度，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

我们常说，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打开，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中国人打开了西方的国门，中国人炮制了全球化的格局，却在全球化的天罗地网中无所适从，而一次看似平常的手足无措，就可能使我们的命运彻底改变。

所以，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顾，它是一份病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量历史和我们自身。

我们已经无法孤立地看待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这使我在很多年中，对全球化史充满迷恋。

早在1998年，我就编过一套《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

2005年，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我为中央电视台主持创作大型历史文献片《1405，郑和下西洋》，就是一部通过全球化视角反思中国历史的作品（本书中关于郑和的章节并非该剧脚本，而是重写的作品）。

2008年，我曾为北京电视台策划一部关于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大型电视片，这部已经上马的电视片虽然因某些原因半途而废，但我的兴趣并没有因此夭折，除本书外，我还正在把上述构想变成一部书稿，以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为媒介重述中国历史。

本书并非一部计划中的书稿，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了本书的出版，但这些事件本身——郑和下西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以及九一八事变，无疑都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而这些事件之间，也存在着起起伏伏的逻辑关系。

以郑和下西洋为起始，是因为它的标志性意义。

刘大夏烧毁郑和航海图的悲剧，其影响一直延宕到19、20世纪。

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是有意味的。

这些不同年代的文章构成了我对历史的观察——我不是一个历史分析家，而只是一个历史讲述者，我企图由枯燥的纸页出发，抵达真刀真枪的历史情境中，以结束格式化的历史教学过程，为各种形式的历史思辨提供化肥。

如敬文东所说：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但以史实为凭据；本书不是政治学研究，但以政治为靠山；本书不是文学作品，却采用了文学的方法。

它是一个四不象。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分类学十分嚣张的年月里，它究竟应该被安置在哪个盒子里。

它可能是个野鬼。

但如果它是个野鬼，就让它呆在一边自生自灭吧。

2009年2月7日。

北京。

四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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