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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2）

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并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增进国民的整体利益。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４０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

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

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还能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

局面：

（１）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

（２）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

许多企业发生的*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和革命，社会*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

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

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

，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可能性。

（３）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

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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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3）

（４）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有利于整个国家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

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和、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

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

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向世界头等强国演进。

“橄榄腰”

越粗越好

１９９０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前文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

当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前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