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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日　升　昌（一）

【解说】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

　　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

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

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凭白无故地涨起来呢？　　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

　　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

在它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

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

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

　　那么日升昌的生意兴隆和苏州城的市场波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828年春天，苏州城里的官员终于找到了物价飞涨的原因。

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

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原来苏州的市场波动，是因为那一年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

而这种局面，又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

当时在这些北方商人手中转来转去的汇票，恰恰又几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

　　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平遥是山西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

　　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

一圈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围在当中，城墙的背后是一条条狭窄但排列整齐的街巷，街巷的两旁大片大片分布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

　　由于地处偏僻，今天的一些学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

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

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

　　【采访】胡光明　天津社科院　研究员　　你看它这个，因为跟俄罗斯的贸易到跟南洋各岛的贸易，还有就是日本、朝鲜这块，往来贸易后来越来载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银钱现金来支付。

要是要现金支付那很困难，就订票号，这个拨兑是最方便的办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

所以咱们山西票号，它的经营范围很广。

到欧洲这边一直到莫斯科这边；到日本到东京、横滨、神户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边。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清朝政府的财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号。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

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

　　【采访】滨下武志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　　我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

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些国外，或者是亚洲，东亚一带的金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