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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方法对音乐美学研究的启示（第1页）

当今时势，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新理论的借鉴应当以阐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文化实际问题为旨归。

任何理论依托与特定的文化沃土和时空背景，而任何时空背景与文化沃土都可孕育出理论新质。

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理论的普适性，而只是说，在东西文明传统和区域文化差异明显的情势下，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任何新理论不见得天然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度。

区域文化的调查研究以及理论根基的确认，由此变成是检验原有理论并构筑新理论的重要环节。

学科分类体制源于19世纪，在20世纪更趋完善。

分科越细，相互间的沟通就越少，人类知识一方面要系统化，多层次化；另一方面，随着知识创新，又需要不断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突破不同学科习惯上形成的封闭式吸收圈子，鼓励不同学科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相互跨越各自学科边界，到对方领域看看，寻求相互沟通的契机和学术创新的突破口。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音乐美学研究一直着力于音乐美的本质、美的各种属性等一些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论争中，此间也出现许多新的方法和观点，但并没有使音乐美学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于是，不少学者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突破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音乐美学流派被介绍进来，音乐美学界的一些前辈采用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的方法论和观点对音乐美学进行研究，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打开了视野，但同时也存在着如何将这些西方理论的原则和方法更好地吸收和融贯到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之中的问题。

同时，在现有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著中，基本上是以汉族美学思想为主题来论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我国是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汉族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

但汉族的美学思想曾与周边的众多民族发生关系，吸纳不少其他民族的美学精华，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应该说，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仅有汉族音乐美学是不够的，还要给少数民族音乐美学思想以足够的研究。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与深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正在发生着巨变。

一方面，一些层次更高、综合性更强、视野更为宽阔的新学科应运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实行新的分化与整合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这种高屋建瓴、覆盖面极广的宏观把握相对照，学科分类却愈益细密。

探索物质微观世界和精神深层结构的奥秘，越来越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

鉴于此，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综合性研究、边缘性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应逐渐被重视起来。

我个人认为，当今我们应以开放的眼光去看中国和世界民族之林，通过丰富多彩的审美实践活动，在广泛吸纳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来完成音乐美学研究困境中的一次突围。

音乐美学与人类学学术传统的交汇延伸，有赖于学术以及对象的新统合和区域调查的有效实施，将中国各区域各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纳入到音乐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这种涵盖中国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精英典籍文化和民间口传音乐文化，以及由中国全境各区域原初文明传统的学术视野，所深含的学术原创性价值，将与日俱增地引起人们的重视。

区域民族文化艺术蕴含的审美文化和人性的光辉，将随着民族自我中心话语霸权的消解而日渐引人注目。

音乐美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视野，作为音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其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外延相当广阔，涉及自然、社会、思维、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知识。

尽管音乐美学与人类学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还为数不多，但近年来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倾向，企图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以找出美学新的研究方向与内容方法已经出现。

启示一：音乐美学与人类学学术取向和旨趣的符合

1．从音乐美学研究的危机谈起。

在西方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理性主义和思辨方法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理念“摹本的摹本”

或“影子的影子”

，从而奠定了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基础。

亚里士多德用“四因”

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解释美和艺术，提出了著名的“摹仿”

说。

其《诗学》充满了严密的演绎推理，开创了西方美学及音乐美学的思辨方法的先河。

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夸大理性和思辨在认识中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绝对化演绎法，贬低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以此建立的解释美和艺术，运用“形而上”

的思辨构建思想体系。

而将这种学术或理论取向推向顶端的人物便是声名显赫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黑格尔运用其绝对理念的哲学体系解释美和艺术，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论断，演绎推导出逻辑严密、语言晦涩的美学体系。

唯理与思辨，可以说是黑格尔美学最突出的两大特征。

现代西方音乐美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是在突破理性主义和“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