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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

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

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二十多倍。

据传媒报道：

“麦高乐对此大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读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

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7成。”

李嘉诚一贯从事谨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

地产同仁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殊不知他一竹篙打着一船人——地产商均招50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进去。

11月21日，李嘉诚在他的“家店”

——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

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

，如果逼人过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

一贯口讷，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透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

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

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他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对台戏”

异常恼火。

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浦伟士、恒生银行主席利国伟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

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华人银行家利国伟口吻较为温和，但绵里藏针，他一方面指出地产商属下财务公司（注：财务公司是有限存款放款的银行机构）未必有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解释政府的措施只是抑制炒风，并非打击楼市。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7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对立。

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

据1994年8月《香港楼价探秘》一文称：

“1991年以来港府和银行曾多次联手打击楼宇炒卖活动，推出一系列旨在限制炒家投机活动的政策措施，如：买家须付楼价5％作按金；限制内部认购比率低于50％；楼花转售征收2。

75％厘印费；将住宅楼宇按揭率由90％降至70％；向频密买卖楼宇的投资者征收利得税；将提前赎回按揭货款的罚金增至5万港元或楼价的3％；将500万港元以上的住宅的按揭率降至50％，等等。

“措施可谓严厉，但市场回应不积极，楼价反而越炒越高。

仅今年第一季度便上升30％，终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普通市民无力购房，怨声载道。”

为何港府措施严厉，而打击不力呢？

首先是港府自己顾虑重重，患得患失。

香港人多地少，港府奉行高地价政策，造成地价高企（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地产收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20世纪90年代更是如此。

以1993年为例，政府买官地和更改用途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加上地产方面的各类税收，差不多占政府总收入的70％。

在地产收益上，港府与地产商同样不厌其多。

那么，各界为何只谴责地产商，而纵容政府呢？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浩大的公费开支，英国政府未向香港抽缴财政收入，香港政府靠买地的收入维持其低税制。

政府也建公房，一类是学校之类的公益建筑；另一类公建住宅楼宇非盈利售予或租予超低收入者。

好人给港府做了，恶人让地产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