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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而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也正是因为过于深奥曲折的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造成阻隔，使畅达抒情变得困难。

这些要求自然地贯彻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

《梁书·庚肩吾传》说，自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诸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至梁代，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

。

也就是说，他们把诗歌的律化又推进了一步。

并且，在诗歌（也包括一些辞赋和骈文）中运用声律手段，不仅是上述诸人，而是扩展为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梁代文人的创作中，模仿民歌的成分也在大量地增加。

所以，梁代文人诗的语言，或以清新见长，或以轻靡流丽争胜，而很少有滞重生涩、深奥曲折的毛病。

可以说，西晋以来文人诗过度雅化，语言繁密深重的现象，经过宋代的鲍照、汤惠休，齐代的谢朓、沈约等人的努力，到了梁代得到全面的改变。

梁代诗风的演变，决定了此后诗歌语言风格的主导方向，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在上述背景下，在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

因为七言诗比五言诗更为舒展而富于音乐感，也更为和婉动人。

在此以前，除鲍照以外，几乎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一诗型。

而在梁代，以现存资料而言，七言诗的作者有十余人，作品数量在百篇以上（包括含七言句的杂言诗）。

这就扩大了七言诗的阵营，使之成为堪与五言诗比肩的重要形式。

梁代七言诗与鲍照的作品颇有不同。

即使是杂言的，句式组合也较有规律，不像鲍照《行路难》那样，节奏错综变化，而大多是齐言体。

从中产生了一种篇幅较长、隔句押韵、数句一转韵的极富于音乐感的七言歌行（如吴均的《行路难》，萧绎、王褒的《燕歌行》等），以后成为陈、隋及唐人常用的一种形式。

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均由此生。

七言歌行通常不注重对偶，但个别篇也有向五言诗取齐，以八句为一篇、讲究对仗的情况（如萧纲和庾信的《乌夜啼》），这就形成了七律的雏形。

所以清刘熙载《艺概》说庾信《乌夜啼》“开唐七律”

（此诗作于梁）。

此外梁代还出现了许多七言四句的短诗，与后代七绝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所以说，梁代是七言诗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

由于梁代文人的文学观，实际是以诗歌的标准为中心，所以当时辞赋也有很明显的诗化倾向。

尤其是一些抒情小赋，大量掺用五、七言诗句，有时甚至超过半数以上。

而长篇的七言歌行，也往往使用辞赋的铺排方法，形成诗赋相互渗透的现象。

这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特点，影响甚大。

一、萧衍父子

萧衍（４６４—５４９）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

与齐帝室为同宗，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

晚年因自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攻破都城，他饥病而死。

萧衍在齐时为“竟陵八友”

之一，称帝后对于文学的爱好依然不衰。

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

现存诗作九十余首，半数以上是乐府诗，而且大都模仿南朝民歌。

如《子夜四时歌》十六首，与民歌可谓无所区别、维妙维肖。